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簌簌有声庄重悲悯阿来云中记的执与成

发布时间:2019-12-04 16:30:01

阿来写作的起笔总是倾听时间,颇多研究意趣:“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诚如阿来在新长篇《云中记》开篇的自白,小说如庄重而悲悯的“安魂曲”,献给“5·12”汶川地震中的死难者和那些消失的城镇与村庄——文本叙事极富诗意,是“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更是从近处历史所生发的宏阔如空山的回响。

从题材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每个时期都有独具魅力的灾害文学作品,如先秦的灾害神话和故事传说,两汉魏晋的灾害诗歌和散文,唐宋的灾害诗歌,元明清的灾害小说和哀民散曲等,其中不乏对自然灾害的真实反映和对社会心理的切近描摹。若放眼世界,在神话传说、史诗和宗教经典中类似“毁灭传说”的灾难主题比比皆是,古巴比伦的《季尔加米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柏拉图的《克里特阿斯》《提迈奥斯》等都同属此类。在地震灾害频发的现代日本,村上春树在《神的孩子全跳舞》中对自我文本方式的颠覆,对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纹理和由地震引发的包括幸存者在内的人类精神危机的展示,在现代意义上的地震题材之小说风格及其象征性上都有开创。阿来的小说也在身为作家的社会责任中悄然发生新变,古老闭塞且一度自足的土地上,民族身份和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错位,悲剧和苦难的力量成为一种复杂又单纯的旋律维系着生活的某种平静表象,人们在这种常态中似乎还来不及、不愿意去直面、回忆和思考——于是阿来觉得是时候了,现场展示、生命书写、精神探索、命运感、历史感,早已如小说结尾处的那“一只蓝色的精灵在悄然飞翔”……

“安魂”:记忆与延续

《云中记》集中塑造了苯教非遗传人阿巴这一人物形象——阿来将其作为主要的叙事策略——以时间及其节奏性为章的长篇文本结构中,小说细数了阿巴从移民村重回地震灾区云中村的半年时光,阿巴在遗迹中寻找旧人留存之物度日,以特有的“告诉”方法和“祭祀”仪式安抚、祭奠、超度灾难中逝去的乡亲,不单是这些情节写得细腻悲壮,与这一切关联的万物万灵都被一股巨大的情感涡流席卷,而随着阿巴不断深入灾区、直面生死、思考灵魂与信仰,他终以自我生命和全然纯粹的灵魂献祭深爱的故土——此之消亡走向彼之回归,读者在多重的命运选择中体悟“安魂”的复杂深意,而这,也告慰生者。

笔者彼时身在成都,作为“5·12”汶川地震的亲历者,在《云中记》开篇便能捕捉到阿来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非虚构写作:作为区域地理象征的岷江水和如今作为新地标的移民村们,已经被更为宏阔的历史感裹挟;“他叫了一声山神的名字”——我始终铭记在初的那一秒钟是如何意识到这是地震的爆发;“当他们看到江边公路上那些等待转运灾民的卡车时,一些人开始哭泣,像在歌唱”——后知后觉的悲伤再次为灾难的巨大和突如其来做证,多少人如那颗老树般宁可“死意已决”;再后来,相信所有读者都曾在新闻里看到,解放军、医疗队、救灾物资和重建规划……

阿来的“安魂”直面记忆和现实,非虚构笔法和细节的真实不乏史书实录之感,这亦与小说围绕藏地文化、安魂须仰万籁相通。于是我们在小说里“俯察品类之盛”又广识“草木鸟兽虫鱼”以赋比兴,连同诸多民族文化习俗,关于圈养还是跑山放养,关于饮酒,关于碰头礼和“告诉”,关于抖开袖子袖管里比划手势议价,这些笔者曾在四川阿坝亲见的真实,一齐形成了文本融贯的文化气质风貌。也正因了此种风貌,阿来独有的幽默感才有的放矢:始终喊不对自己称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老子是汉族大哥”等细节透露的名实之辨和荒诞的英雄感;阿巴对作为“政府的人”的侄子的为难和体恤;云中村人不会唱的《感恩的心》和加上的哑吧比划动作;地震遗迹摇身一变成为骑马上山看的风景和如今包括收费厕所在内的景区价格乱象……这些源自作家悲悯心的幽默感关涉无处安放的自我认知焦虑,存乎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政府关心的受灾群体和各不相同的灾民个体生命之间。

这场“安魂”,与阿来的历史感和对当下的关怀相系,小说以民族血缘为纽带建构文本稳固的伦理传统,同时将以之为基础的藏族乡村生活中民族精神空间和文化心理结构中的裂变、阵痛和盘托出,“安魂”成为重要的历史时刻和现实节点,对阿来而言也是人与乡之间无法隔绝的血脉。由此,小说主人公阿巴的信仰在一己执念之外生发出坚实的合理性、正当性与必要性,小说的边地书、博物志性质亦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史载。不妨细数由己及众的“安魂”层次:阿巴的自我回归和以身殉乡情、重拾旧日程和记忆重演——祭祀山神阿吾塔毗、云中村招魂和安抚亡灵——以及生者各自生活的告慰和延续。总之,“不让悲声再起”,就需要精神枷锁的逐层开释,“天与地”“神与人”互相感知,我们从中看到了如《格萨尔王》般的藏族英雄个性化“重述”和现代性视野,关于生死灵魂处境的讨论在理想信仰与文化的场域中成为一场“相信”的哲学思考和信念转化,这些同属于阿来的生命理解系统,当阿巴践行了这种应对苦难的精神,苦难者就会“复活”。

时间、节奏与重述

阿来写作的起笔总是倾听时间,颇多研究意趣:“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尘埃落定》);“那时家马与野马刚刚分开。”(《格萨尔王》);“那时是盛世。康乾盛世。”(《瞻对》);“早先,蘑菇是机村人对一切菌类的总称。”(《蘑菇圈》);“海拔 00米。寄宿小学校的钟声响了。”(《三只虫草》);《空山》六个中篇的开头——“那件事情过后好几年,格拉长大了……”“多吉跃上那块巨大的岩石,口中发出一声长啸,立即,山与树,还有冰下的溪流立刻就肃静了。”“达瑟,我将写一个故事来想念你。”“刚刚解放,驼子就成了机村党支部书记。因为他当过红军。”“拉加泽里初来双江口时,镇上还没有这么多房子。”“机村人又听见了一个新鲜的词:博物馆。”

《云中记》的开篇也不例外:“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紧接着是极富画面感的镜头式描写,关于山川道路、关于藏地风貌、关于两匹马……插叙、预叙、倒叙等多重的重复性叙事,加之由“天”到“月”、由“月”及“天”的章节节奏控制,叙事密度调节着情感浓度,时而是全景镜头下的场景呈现,万籁巨响,时而以时间让渡叙事,斗转星移。

阿来独特的叙事时间观控制着叙事节奏和叙述时序,不完整和不确定的文本状态通过重复叙事填补无限可能性,重述之魅就好比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六出祁山和九伐中原等,叙述者一遍遍烘托渲染,一方面深入刻画着人物和事件,同时使叙事本身获得解放,刚柔、动静、顿续、疏密并构,兼避扁平与杂乱之弊,审美风范与情节元素随时对应,而时间的节奏性成就小说的音乐性和诗化,节奏本身又具有某种形式上的重复性。《云中记》里,法铃、两匹马、云中村寻访等故事架构和细节铺设打乱时序,通过不同场景下的重复性叙述牵连更为广阔的叙事枝蔓,各自的叙事功能逐次递进,叙述现实、重拾记忆,同时创造性地介入集体创伤。而重述带来的统一中的变化、变化中的统一综合为一种小说语言的散文化倾向,意象和声和谐伸展,小说获得精致而复杂的声音结构和文本形式。

所谓精致,尤在细节。无论是“马匹用力爬坡时右肩胛耸起,左肩胛落下”,还是鞍子木头关节处的声响以“咕吱咕吱”拟声,以及荨麻、鸢尾、马先蒿、金莲花、龙胆、溲疏、铁钱莲、丁香、白桦、云杉、杜鹃花树等植物的指称,又或是震前震后风物变化和繁复的画面整体营造,都可以看出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日常洞见和语言功力。毫无疑问,小说在讲述故事、再现经验的叙事性基础上,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和语言的创造,这也是长篇小说理应昌明的精神创造性和审美理想。我们从阿来的创作中可以明辨“学养”和“知识性写作”在解决文学的艺术危机、价值危机等方面所具有的长期精神效果,而作家归属于自省与理论的共识对文学创作行为的自觉是审美创作必须依赖的资源,在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

《云中记》颇致力于画面感及其真实性的建立,此即阿来对历史性灾难创伤的正视和呼吁:共同的“安魂曲”并不仅是局部或区域性的记忆重拾。阿来使世人再度面对那个悲惨的灾难性时刻的前世今生,呼唤他们去努力寻求可能的解决之道,去留意、体悟他人的苦难——通过文学创作的艺术呈现抵达广泛的深入的持续响应,阿来必须为读者提供一幅幅可感可想可见的画面去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目击时刻——对灾难的承认、再现与和解,构成谱写“安魂曲”的创作动因与可能。

时代新人形象深化

阿来在小说里呈现了一批正在成型中的时代新人形象,他们大多类似《三只虫草》里的藏族少年桑吉,在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不得不面临生存、信仰和知识等复杂层面交织而来的困境。《云中记》中,阿来以人物为叙事策略,并深化着对此类时代新人形象的文学探索。

尽管我们也读到央金姑娘和祥巴等人物形象在重建各自震后生活时的短暂迷失,但他们到底不同于以往的文学颓败青年形象,到底还是走在了成为有为青年的艰难征途上——而更难把握的青年形象是小说里仁钦这样的藏族干部,一来,好人的性格、品质比较难以实现活灵活现的文学呈现,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相对单薄;二来,仁钦身上包含亲情与职责、信仰与文化、义与利的矛盾及其所关联的思与行的深度追索,这种新的复合型困境不同于桑吉类型,人物携带的情绪和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还有政府救灾重建工作等,相对来说都较为独而新。

《云中记》中的仁钦是回到云中村的大学生村官,是共产党员,一度因舅舅阿巴作为移民回流被停职。仁钦这一人物形象的创造性设定,可以视为阿来“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双重命题下的艺术形象捏合。

仁钦有干部的素质和年轻人普遍共有的职场抱负,也受亲缘关系、共情心理和民族文化影响对舅舅阿巴始终心怀慈悲。正因如此,阿来笔下的仁钦有血有肉,而人物形象一经真实地确立,小说后半部分关于景区乱收费的新媒体曝光事件的叙述就更加深入人心——这场成功的危机公关透视了青年干部的个人成长、能力提升以及面临生活的心性转变,而成长背后对生活依然秉有的信心,以及如何负重前行,如何创造自己的信念和持守内心的价值,同样是《云中记》留给年轻读者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同样地,阿来的这部新长篇也为解决中国当代小说的困境提供着思路:当小说本身成为更加复杂的精神事务,我们依然需要作品中藏匿着的那个道德的我、理性的我、生命的我和真我。当文学创作不得不面对个人或集体经验进行写作,生活的边界、艺术的边缘乃至人类记忆的尽头,文学还将呈现何物?我们是否应与阿来一样,心生一种责任的操守。

(编辑: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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